辽代的文化和外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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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
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。灭渤海后，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、辽东京一带的州县，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。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，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，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，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、文学、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，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。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，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，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，府、州、县设学，以传授儒家学说，又建立孔子庙；辽圣宗常阅读《贞观政要》、道宗爱看《论语》等；辽道宗时，契丹以“诸夏”自称，道宗又说“吾修文物，彬彬不异中华。^[57] ”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^[29] 。

文字

契丹文哀册册盖

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，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。他们的作品有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文、章奏、书简等各种体裁，有述怀、戒喻、讽谏、叙事等各种题材。作者包括帝后、宗室、群臣、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。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，也有清新优美之词。辽兴宗也善为诗文，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，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《信誓如山河诗》。在辽朝诸帝中，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，善诗赋，作品清新雅丽，意境深远。有《题李俨黄菊赋》。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《乐田园诗》、《海上诗》。耶律国留、耶律资宗、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、工辞章，耶律国留有《兔赋》、《寤寐歌》；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，“每怀君亲，辄有著述”，后编为《西亭集》；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，致书招讨使萧挞凛，陈安边之策，词旨皆可称。

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《谏猎疏》、《回心院》和应制诗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》表达关心社稷安危、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。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《焚椒录》外，还有寺公大师的《醉义歌》。《醉义歌》是使用契丹语创作，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，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，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^[29] 。

在书目方面，辽设国史院，专修整历史，设官监修国士、史馆学士、修国史等，曾撰写起居注、日历、实录二十卷、国史，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，如《五代史》等。当中，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^[29] 。

语言文字方面，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，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。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《龙龛手鉴》。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，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。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。

契丹大字相传于920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，应有三千余字；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。小字为拼音文字，约五百个发音符号。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，原字虽少，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。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，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，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、金朝创造女真文字、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。契丹字的通行直到1191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^[29] 。

宗教

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，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^[29] 。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、天地崇拜^[29] 与拜日神^[58] 、拜山神^[59] 等。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，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^[60] 。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，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。

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^[28] 。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，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，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。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，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。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，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。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，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，又建天雄寺。此后，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。938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，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，到辽朝晚期“僧侣、佛寺之数冠北方”。

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，等都尊崇佛教，佛教大盛。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（郎思孝）与辽兴宗关系甚好^[61] 。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：“行高峰顶松千尺，戒净天心月一轮。”随着佛教的传播，由皇帝下令，寺庙校勘、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，集资刻经、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。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、佛经及佛画，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，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，堪称佛教艺术瑰宝^[28] 。辽朝完成以《大般若经》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，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《契丹大藏经》，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《蜀版大藏经》，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^[29] 。

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辽初，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，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。如上京有天长观，中京有通天观，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。辽圣宗对“道释二教，皆洞其旨”^[62] ，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^[63] 。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。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。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，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《还丹破迷歌》和《还金篇》，耶律倍译有《阴符经》，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《内丹书》，寺公大师的《醉义歌》中也杂有道教思想^[29] 。

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，主要经由位于西域、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。996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（今北京）兴建牛街礼拜寺^[64] 。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，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