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，本不同于汉人。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，则同于中原；在北方的契丹人，则依旧俗生活；介于混杂地区，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。契丹人的仪俗很多，如拜日仪、柴册仪、再生仪、祭山、射鬼箭等。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“捺钵”，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，随着一年四时，到各地巡狩，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“捺钵”。其他还有“头鱼宴”、“头鹅宴”等生活习惯。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，有蜜饯、果脯等，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，以利保存。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（野果）“渍以饧蜜”之俗，今日北京特产果脯，也是与契丹人的“蜜渍山果”“蜜晒山果”之类一脉相承^[72]  。

在日常生活上，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，以羊狐皮裘居多。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，并且穿丝绢服饰，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。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，居住以帐幕为主，也有居住在宫室。摔跤、击鞠（踢球）、射柳、射兔节、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。关于节令风俗，辽汉皆有，仍以契丹旧俗为主。例如元旦日，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。正月七日为人日，食煎饼，称为“薰天饼”。其他尚有中和、上巳、端午、夏至、中元、中秋、重九、冬至等，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，节日风俗大体相同。然而也有一些节令，名称虽同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^[72]  。

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，而且茶风日炽，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，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。宫廷遇重大节日，尝以茶祀祖祭天地，款待宾客和使臣，而且有一套隆重、规范的礼仪。

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、重午、夏至、中秋节、除岁节等。立春日，皇宫举行庆祝仪式。皇帝进入内殿，率臣僚拜先祖画像，献酒。皇帝在土牛前上香，三奠酒，奏乐。再持彩杖鞭土牛。司长报告春至，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，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，撒谷、豆，击土牛，臣僚依次入座，饮酒，吃春盘，喝茶《辽史》。

又据《辽史·礼志》载：“皇帝皇后六拜、在位者皆下拜。皇帝皇后复位坐，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，奠于天神地祗（即地神）位。

宋使至……臣僚起立，御茶出，皇帝起，入阁，引臣僚东西阶下殿……臣僚鞠躬赞拜，称万岁，赞：各就坐，赞！（赞：即赞礼）两廊从人亦如之，行单（dòn，厚的意思，引申为浓厚）茶，行酒，行膳，行果。”

1994年，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，其中六、七、十号墓壁画中，均绘有以碾茶、煮茶、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，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。

五代时期，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。938年（会同元年），辽把羊三万只，马二百匹卖给南唐，以其值买回罗、纨、茶、药等物资。双方水、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，交换去的茶叶不少，惜史无确切的记载。后唐在登州（今山东蓬莱）等地开设马市，和辽进行贸易。931（后唐长兴二年）契丹“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”，交换所需要的茶叶。

辽、宋之间的贸易，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。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。据《契丹国志》载：宋“至贝州（属河北）赐茶、药各一银盒”，而辽“非团茶不纳也，非小团不贵也”。

辽、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，双方达成协议，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（雄县）、霸州（霸县）、安肃军（徐水）、广信军（保定西北）四处榷场，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。宋方输出的商品有：茶叶、瓷器、麻布、漆器、缯帛、香药、苏木等。辽方输出的商品有：羊、马、骆驼等。宋对辽贸易采取“稍优其值予之”的优惠政策。宋方输出的为加工制品，辽方多为牧畜，故榷场贸易对宋方有利，其每年从榷场征收的专卖税就达150万贯之多。大获其利。《三朝北盟》辽方在贸易中也获得大宗税收，双方都得到实惠。除官方贸易外，民间走私贸易也很活跃，虽有禁令，但禁而不止。

契丹人待客是“先汤后茶”，与宋人“客至则啜茶，去则啜汤”恰相反。汤用中药甘草煎剂，团茶则用锯锯碎“用银、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”煮饮，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。^[73]